海光寺
天津海光寺,原是津门名刹,游览胜地。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由天津镇总兵蓝理在距天津老城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而成的。
御书匾额
高宗弘历继位后,亦步其祖父之后尘,屡屡南巡,乾隆元年(1736年)时路过天津,为海光寺御书"瀛蠕慈荫"匾额。这位偏爱舞文弄墨的皇帝,此后又陆续为海光寺亲笔写下了大殿额"普门慧镜",大殿联"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,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";御书楼联"春物薰馨含慧业,名禽宛转人闻思";大士楼联"不生波处心恒定,大寂光天相总融";后楼额"镜澜普照",后楼联"欢喜白毫光妙明合印,庄严香水海安隐同参"。海光寺因此声名更隆,时有高僧驻锡其间。
1767年乾隆帝曾在海光寺前阅兵,有《题海光寺》及《阅武》诗。时值协办大学士、陕甘总督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成功,乾隆令将义军领袖林爽文,何有志、陈岑、林岑等槛送天津,并于行宫门外亲自审讯,最后用大刑磔(分裂肢体)何有志,枭首示众;次日又于蒲口磔陈岑,枭首示众,林爽文则被害于北京菜市口。由此,乾隆帝对清王朝的统治忧心忡忡,所以他在《阅武》诗中,竞有"敢日瀛氛靖,戒安意正殷"的句子。1770年乾隆帝作《海光寺》诗。1788年拈香海光寺,又写下了《海光寺》诗,这几首诗当年均泐石于海光寺中,用资纪念。
修建历史
皇帝题字
清初天津城南门之外的官道两旁,河网纵横,坑塘密布,颇具泽国水乡的江南风貌。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,便是"定南禾风"。
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一位法名叫成衡的高僧,见这一带风水绝佳,遂于距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起一座宝刹,名普陀寺。因为周围地势宏阔,普陀寺显得格外轩昂,以致这里香火极盛,名噪一时。1719年康熙帝南巡,驻跸天津,工于诗画的寺僧成衡迎于西淀。康熙兴会所至,遂赐普陀寺名海光寺[1]。不但赐写了匾额,而且赐给了海光寺两副对联,一副是"香塔鱼山下,禅堂雁水滨";另一副是"水月应从空法相,天花散落映星龛"。
大肆修建
上有所好,下必趋之。皇帝的青睐,着实为海光寺带来了好运,以致官商纷纷捐金,对海光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。扩建后的海光寺不但殿宇弘敞,而且于环寺半里处凿渠两道,这就是海光寺的内河与外河。内河宽五至八丈,深六尺;外河宽二丈四尺,深五尺,周边植柳万株,海光寺的环境由此大为改观。两渠北通城濠,东南通贺家口,南有闸以引海河潮水,旱则汲引,涝则泄放。寺北建有西平桥,当时的"津门十景"中,有所谓"平桥积雪"者,即在此处。寺南建有南平桥,以通周围百余村镇。寺西北角桥下通官道,桥头有草屋数椽,桥南绿杨夹岸,掩映红莲,春夏游人,少长成集,所以这座桥被称为欢喜桥,也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小区。除此而外,环渠之上还有一座无碍桥,也是尽人皆知。传说,当时海光寺周围还遍植葡萄,所以也称海光寺为葡萄寺(疑为普陀寺之音讹)。
海光寺志
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户部议准彼时的天津总兵官、福建人蓝理在天津沿海开垦水田,但蓝理却就近选址于海光寺南,开围田200余顷,圩岸周长数十里,引天津城西南角城濠之水,东至贺家口泄人海河,排灌两用,时称华家圈引河。围田分东、西两个大圈,招闽浙农人数十家,分课耕种,限年趋科,人籍力田,并以领垦之人的姓氏为圈名,如华家圈、徐家圈(一日徐胡圈,日久讹音为西湖村)等。每田一顷,设水车四部:另建东棚、西棚,以畜推水车之马匹。"旱则一日两灌而不加溢,涝则终日戽而不加浅"。"插莳之候,沾涂遍野,车戽之声相闻。亩收三、四石不等。雨后新凉,水田漠漠,人号为小江南",亦称蓝田。当时蓝理曾请僧湘南主持海光寺及寺外的垦田诸事,湘南亦缘此写有《海光寺志》,惜今已不传。
遭受厄运
为这处风景绝佳的佛门胜地带来屈辱、破坏,乃至万劫不复之厄运的,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。
咸丰六年(1856年)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攻广州。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,与英国组成侵华联军,并以额尔金和葛罗为英、法全权代表,各率海陆军集中香港。这时,美、俄两国亦声明支持英、法侵华。不久广州为英法联军攻陷,四国公使遂联袂北上,于咸丰八年(1858年)4月抵达大沽口外。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,清军溃败,联军兵舰沿海河上驶,于26日到达东浮桥,并盘踞于三岔河口一带,清军于海光寺外扎营。咸丰帝见状大惊,深惧天津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,认为英、法若"以大沽为香港,而以天津为广州,将来何能驱之使去?"因此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查办。
桂良和花沙纳到达天津后,见海光寺建筑华美,陈设精良,且周围有清兵驻扎,乃选定于6月5日在海光寺后楼下筵宴英国公使,"以北为上,设联桌三,东西联桌各二,地铺红毡,围靠新鲜,酒肴齐整。"6月7日在海光寺分别筵宴法、俄公使,6月8日又在海光寺筵宴美国公使。当时,俄、美两国因急于得到好处,条约很快议定,而英、法两国自恃大军压境,逞强要挟,态度极为蛮横,甚至在谈判之外,径至桂良、花沙纳的行寓,拿出自定条约56款。逼令二人应允。"骄狠之情,有目共见。非特无可商量,即一字亦不令更易"。
经过近一个月的海光寺谈判,英使额尔金寸步不让,而且"逼索议准照会,神色俱厉",额尔金甚至扬言,"若再无定说,惟有带兵北窜"。桂良、花沙纳果然被英、法的恫吓所慑服,自称"精疲力竭",并提出"五不可战",要求咸丰帝"于两弊相形之中,聊为避重就轻之法",对四国的侵略要求"从权允准"。
6月26日中英《天津条约》在海光寺签字,英使额尔金踌躇满志,来海光寺时,竞"用轿30乘,带兵五六百名,各持枪刀,铠甲一色。夷官亦数十人,鼓乐同来,竟将寺内占满。"第二天,中法《天津条约》签字,法使葛罗"带兵200余名,并跟随夷官数十人,鼓乐同来。""是日回馆甚晚,沿路执火把百余,照耀而行。"中俄《天津条约》和中美《天津条约》已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字,两国虽然仪从简单,但也盛气凌人。应当说,从这时起,海光寺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国家备受欺凌,民族历经屈辱的见证,海光寺也因此得了一个浑名-签约寺。
咸丰十年(1860年)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大沽,并将天津城占领,联军在河北望海寺设北营,在城南海光寺设南营,并一度将天津知府石赞清扣押在海光寺内。这是海光寺第一次被外国侵略军占领。到了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联军才因《北京条约》(《续增条约》,即《天津条约》的接续和增补)的签订,和天津的开埠,悉数从海光寺撤出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开始重视国防的近代化和加强近畿的防务,决定购置外洋军火机器,在天津设局制造。同治六年(1867年)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的贾家沽道设立军火机器局,并把由外国购办的制造火药与铜帽(雷管)的机器安放在这里,这就是东局;然后把从上海等处购办来的蒸汽机、化铁炉和旋床等设备安置于海光寺周围新建的厂房里,作为分局,亦称西局。西局专门制造枪炮,并为东局机器做修配工作。据津海关税务司迪妥玛《1867年天津贸易报告》说,"三口通商大臣已在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,由外国工程师监督,在那样的地方能够建立起高耸的烟囱,可见风水之说还是不难克服的。"由于寺外的隙地全为机器局所占,清旷之地遂变为尘嚣之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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